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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从凝视自然到打造自然

http://www.eppow.org发布日期:2020-07-23环保舆情网

地球上曾经有过一个无比繁荣的伊甸园时代。

大约5.4亿年前,大气中的氧含量飙升至21%左右,臭氧层开始覆盖地球外围,阻挡了大量太空辐射。这时候的大陆地形平坦,浅海滋润着地表。陆地上形成了旱地和湿地的地理间隔,而海水的温度相对温暖。

毫无征兆地,在两百多万年“短暂”的地质年龄中,大量前所未有的生物爆发般诞生在这颗星球上。腕足动物、脊索动物、节肢动物、海绵动物等相继出现,很多与现代动物形态基本形同的动物大都也都出现在这个时段,地球生命正式进入“井喷”时代。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进化史上的一个悬案,科学上至今无从解释为何在不足一个世代的时间中会突然演化出如此众多且差异巨大的新物种。而紧接着到来的奥陶纪就爆发了第一次生物大灭绝,伽马射线暴击般毁掉了地球上60%以上的物种。于是,寒武纪大爆发中的很多物种又被大灭绝掩埋进了深海。

但经由此幸存下来的生命,也被生物学家们认为,是最具进化适应性、基因最有突变潜力的生命。从低矮的草本植物到小型动物,生物的多样性也由此展开,其中,就包括了人类。

生物多样性反映了生态系统中不断增加的组织层次和复杂性,这种组织层次性和复杂性体现在基因、个体、种群、物种、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上,也反映了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是系统功能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生物多样性有着无与伦比的顽强程度,只要没有压迫临界点,它总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而对于临界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生物生存的最小条件,一般最关键的就是栖息地的存在与否。1883年,印尼海域的喀拉喀托岛爆发超强火山喷发,一时间周遭所有生命形式被毁灭。然而几年之后,这里隆起的新火山灰岛又变得郁郁葱葱起来,这仅因为第一批登岛的禾草种子。

事实上,正因为植物多样性的顽强,大部分自然条件下的动物栖息地才并不会完全土崩瓦解。不幸的是,人类对原始森林的砍伐,拉开了栖息地非自然毁灭的序幕。

今年5月22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最新版《世界森林状况》报告就指出,全球毁林和森林退化速度正在以一种令人震惊速度增长。虽然毁林速度在过去三十年中有所下降,但自1990年以来,全球已有约4.2亿公顷森林土地被转换为其他用途。过去十年间,每年约有1000万公顷森林被开垦为农业用地或转换为其他用途。

 

森林的退化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最为直接的,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今的地球正处于植物和动物第六次大规模灭绝之中,这是自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地球面临着最糟的一次物种死亡。虽然灭绝是一种自然现象,但灭绝发生的自然背景率是大约每年1到5个物种,而目前估计物种消失速度却是自然背景速度的1000-10000倍。这意味着,到2050年,有多达30%-50%的物种可能会灭绝。

在自然条件下,“天择”让生物有生有死,使其存活率总是能保持动态的平衡。而“人择”用一套以单一物种,即我们人类为唯一照顾对象的择汰机制打破了曾经的动态平衡。生物多样性或许有其顽强的一面,却远没有人类文明那种可怕的扩张能力。在五次大灭绝里,多样性恢复时间最短的一次也需要 2000 万年左右(白垩纪之后的恢复期),而人类仅仅花了几千年,就已经快把这 2000 万年的努力消失殆尽。

气候变暖会否开启古老病毒?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过两次能源革命:直接利用入射阳光的农业革命;利用储存在化石能源中的阳光的工业革命。

工业文明似乎使大部分人已经忘记自己也是从荒野里走出来的,人类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居所”是位于自然之上,那块介乎荒野和天堂之间的地区。工业革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由于煤炭石油等能源的消耗巨大使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几个月前,一个由93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表了一份时间跨度为过去12000年的古气候数据记录,它包括1319条数据记录。这些数据主要来自湖泊沉积物、海洋沉积物、泥炭、洞穴沉积物、珊瑚和冰川冰芯等样本,从全球679个地点收集。

由此,研究人员能够绘制出过去1.2万年来地表空气温度的变化图,然后将其与1800年至1900年之间的世纪平均气温进行比较,以追踪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变化。正如预期的那样,在该时期开始时,气温比19世纪的基线要低得多。但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气温稳步上升,最终超过了基线。

人与自然——从凝视自然到打造自然

气温在6500年前达到顶峰,从那时起,地球一直在缓慢地降温。峰值温暖之后的冷却速度是微妙的,每1000年只有大约0.1℃。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活动使平均气温上升了1℃之多。这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是一个巨大的峰值,比6500年前的那个峰值上升得更高。

此外,在世界聚焦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之际,西伯利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在经历反常高温。《华盛顿邮报》7月4日报道,6月20日,西伯利亚的“严寒之极(Pole of Cold)”温度高达38摄氏度,这是极地地区自1885年以来破纪录的最高温度。

而这种反常高温导致了野火频发。通常,当地的野火在7、8月才会爆发,但今年4月里,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就已经爆发野火,而且是上一年的三倍之大。野火在5月就已经到达高峰,而炎热干燥的夏季还在前面。这些野火烧掉了冻土层上覆盖的植被,使其更容易融化。而且,西伯利亚的野火正好发生在容易受影响的冻土层所在区域。

此外,在英国《独立报》的7月报道里,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Aix-Marseille University)病毒学家Jean Michel Claverie教授指出,从冰川、冻土中释放出的病毒一旦接触到合适的寄主,它们就有可能复活。因此,如果让人类同曾冷冻的流行病病毒接触,就可能会被感染,从而开启一场新的大流行病。

2016年8月,在西伯利亚位于极圈内的亚马尔半岛冻原,一个12岁男孩就在感染炭疽后死亡,另有至少20人入院。而这次炭疽感染的一个可能性起源是75年前,一头感染了炭疽的驯鹿死亡,其尸体被埋进了冻土。其身处的冻土在2016年夏季的高温中融化,这头驯鹿的尸体再度暴露了出来,并将炭疽释放进了附近的水和土壤,病毒由此进入了食物链。于是,在附近吃草的超过2000头驯鹿被感染,最终导致了部分人类的感染。

当然,一个曾具致死性的病毒在经历冷冻后释放是否还具有活性,亦或其杀伤力有无被削弱还需要学界的研究和更充分的证实。但气候变暖的异象下,可以确定的是,环境的改变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面临更大风险的局面。不确定性的增加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而我们却依然没有足够的警惕性。

环境影响下的人类健康亟待关注

除了不确定的环境危机,事实上,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充满了环境改变对我们发出的挑战。这其中,首当其冲就是环境对人民健康的危害。

气温越高,气候也会越极端。就像2018年和2019年夏季炙烤北半球的热浪,而受极端气候影响最大的则是老人和孩子。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高温脆弱性很高,而且还在急剧上升。而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近三分之一面临高温危害的风险,较1990年增加了25%。

其次,森林火灾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过去十年,全球196个国家中,有152个国家受森林火灾影响的人口出现了增长。中国是继印度之后增长最快的国家,2015-2018年,中国受林火影响的人/天数比2001-2004年增加了1700万。

林火产生的烟雾中含有氮氧化物等有毒污染物,污染物可能会对居住在顺风方向100公里以外的居民造成伤害。森林火灾还会释放被树木锁住的碳,从而有可能加剧全球变暖,进而导致林火季延长,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到目前为止,全球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化石燃料的无节制使用。研究发现,在中国,2016年室外空气污染导致9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超过19.9万例死亡与煤炭相关。而孩子受到的影响最严重,由于他们的肺还在发育,所以被污染的空气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损害,如导致肺功能下降以及哮喘恶化,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

而这些影响是累积的、终生的,在整个青春期及以后,空气污染(主要由化石燃料造成,并因气候变化而加剧)会损害心脏、肺和其他所有重要器官。这些影响会随着时间累积,并一直持续到成年。

空气污染对疾病方面的影响令人担忧。从气候条件来说,2018年是有记录以来第二个适宜细菌传播的年份,这一年世界各地腹泻疾病和伤口感染肆虐。霍乱、登革热和疟疾等疾病也更加适宜传播。

环境的改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从森林大火到疾病的爆发。在粮食安全方面,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一直在下降。具体来说,玉米下降了4%,冬小麦下降了5%,大豆下降了4%,大米下降了3%。随着全球变暖,这些下降势头将会加剧,从而推高食品价格。

与新冠病毒一样,气候变化构成一种无形的威胁,需要人们采取集体行动。赢得公众和企业支持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有时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事实上,新冠危机、创记录的不平等问题和气候危机已经成了全球性的课题。当然,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已经做出了适当的努力。其中,新能源的开发就是一个直观的例证。

新能源系统的核心是通过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和核能发电,这些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各种存储系统(电池、水电、氢气和天然气,以及碳捕获和存储)的支持。当新能源成本的降幅已经足够大,技术进步也足够快,或许就能够以可控制的成本实现向新系统的转变。

这将引发一场新的革命。即使到2050年向全球零排放经济的过渡在技术上被证实确实可行,这也并不意味着纯粹经济力量就能做到这一点。

其中还包含了两个因素:第一,在许多领域,脱碳替代物的成本优势充其量也就是一般,这些技术还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成为所有相关领域的主导技术。第二,阻碍向新技术转移的巨大惯性总是存在,尤其是在熟悉的方法和系统将要被全新方法和系统取代的领域。我们非常清楚如何可靠和大规模地运行化石燃料经济,但一个可靠的且完全可再生的能源经济却像是一只陌生的野兽。

如此规模的全球体系转型不会自行发生,它需要大规模的政策干预,包括监管、激励和政府支持的研发。这将需要全球合作,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世界各国在过去行为、现在责任和未来需求方面截然不同的立场,。简言之,我们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全球努力,才能避免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仍然遥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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